古诗大全

全诗分三个层次，“束发”句至“还得静者便”是第一层，反复剀陈自己的心志。“剖竹”句至“筑观基曾巅”是正写过旧宅，理旧居。“挥手”以下四句表明一旦任满，将隐遁故山的愿望。
从元兴年间（402-404）初仕至遭贬作诗时（422年），谢灵运由弱冠少年而将近不惑，这将近“二纪”（一纪十二年，此举成数而言）的岁月，是人生中风华正茂的时期。而对“自谓才能宜参权要”（《宋书本传》）的诗人来说，却偏偏独多坎坷。刘裕势力日盛，对晋室功臣的谢家来说本已是一个厄运，偏偏他在变幻不测的政治风云中又一而再，再而三地“站错了队”。他先从刘裕的政敌刘毅为记室参军，结果刘毅被诛，灵运的叔父兼导师谢混也以首逆而同时及祸，他本人虽幸免难，但已难获信任，刘宋代晋后，尽管他早已名高当时，但只是被帝王视作文学侍臣。刘裕病笃，继嗣之争顿起，他瞅准了二皇子刘义真，谁知又错了；少帝即位，义真被挤到历阳，好友颜延之出放始安，他则外贬永嘉。二十年如花岁月蹉跎而过，无穷感慨遂因故宅的触发，冲涌而出，遂发为诗中首八句的感慨。他反复陈说自己少怀耿介坚贞之志，误入官场，实有违于初志而沾染了尘垢，这当然是有感于先祖高栖远祸的明智而言的；但是因为实际上这二十年是他功业追就的失败，青云之志的摧折，所以他所说的“清旷”，就不能像乃祖功成身退时的志满意得，平和恬宁。从诗中所说二十年前初仕景状恍如昨日之中；从他用汉代名臣汲黯戆直拙于为宦而多挫折之典中，不难看出他那“清旷”之下的幽愤。所谓“拙疾相倚薄，还得静者便”，表面说的是拙宦与疾病给了自己归根复命，静居山墅，以遂初志的便利；而实际上却是这位“静者”内心不平的微妙流露。这种有激于先祖勋业与素德而以清旷出之的幽愤，是全诗一以贯之的意脉，它流注于第二层次的景物描写中，最后停蓄为第三层次那敬告乡亲，三载任满后将还山归隐的誓愿。这个誓愿发得很毒，预想归隐，而竟说到了要死后归葬，誓愿越重，正愈见出其心中的怨愤之深。
全诗最可注目处有二：一是记游写景，前人都摘评“白云”“绿筱”一联的幽美，因谓谢诗多秀句而少全篇，其实不然。这二句之所以为佳，更重要的原因倒是在全景所显示出来的象中之意。诗人帆沧海，过旧山，山行曲折，水涉沿洄，历经重重叠叠的山岩峭壁与连绵萦环的水中洲渚，真所谓是重重掩抑，步步曲屈。正在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之际，而突然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眼前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明丽景象；洁白的云絮抱护着向空壁立的幽峭山岩，而山下清波涟漪，翠绿的蔓藤临岸袅娜，似少女的青丝，照镜自媚。这景象清丽中有着一种孤高之气，正渗透着诗人经历仕途风霜，企望故宅一憩心境，也正体现着他负才自傲，孤芳自赏的性格特征。论者常云陶诗景中有人，谢诗景中无人，其实又不然，细味谢诗，无一不有其人格在，只是陶诗景淡意显，谢诗则语丽情晦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拈出“隐秀”一词状六朝诗风，其源头正在谢灵运。
诗的又一佳处是结构，全诗以大段议论抒清旷幽愤之思起，气势鼓荡，复潜注于精美绝伦的景物描写中，最后又由隐而显，发为誓愿，由显而隐之间，先以“剖竹”二句倒插，由议论挽入记游，复因美景而起营葺旧居之想，扣题“过始宁墅”，自然道入归隐旧山之誓。由此两处顿挫，遂使一气贯注中得曲屈沉健之致，而免轻滑剽急之弊。如果将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言》，《北征》诸巨篇与此诗对读，就可发现，老杜之体，其实轫于谢灵运。《昭昧詹言》拈出，谢杜韩（愈）黄（山谷）为一脉相承，洵非虚言。
这首诗对于谢灵运来说，是仕途上的不幸，但是却是他诗歌创作生涯中的大幸，尽管此诗尚带有传统的行旅诗的成分；但是已明显可见中国山水诗的序幕至此真正揭开了。而且这个序幕，揭得甚佳，一开始就与陶渊明的田园诗，表示了完全不同的个性特色。这只要读一下渊明题材相近的《归园田居》之一，就可见无论抒情写景，结构用笔，都是大不相同的。不过序幕总是序幕，《过始宁墅》在谢诗中，其组织尚较单纯、意气也较发露。灵运山水诗意象深曲，锤炼谨严，森然中见出逸荡之气的典型风格，要稍晚至其徜徉于永嘉山水时，才终于形成。
《富春渚》是南朝宋诗人谢灵运的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。这首诗分为三层：前六句纪行写景，用笔甚简，一带而过。中四句化用《庄》《列》二书中伯昏无人与吕梁丈夫的典故，深深庆幸自己竞奇迹般惊险地闯过了富春江上的险滩难关。后八句即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。这首诗用典灵活贴切，精严工致，并且将前后本不相涉的部分连为一体，十分有特色。
元嘉三年（426）元月，刘文帝诛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，诏谢灵运为秘书监，不就，文帝使范泰致书敦奖，乃出。始宁去京都水陆一千四百七十五里，经绍兴、杭州、湖州、宜兴，谢灵运却枉道新安、宣城。为悼念庐陵王刘义真被废杀于新安而故有此行。刘义真，武帝第二子，与谢灵运密交，曾言如为帝要以谢灵运为相。徐羡之等废少帝后立武帝第三子义隆为文帝，并于景平二年（424）二月废刘义真徙新安，六月与少帝同日杀于徙所。文帝即位后，虽立即为义真平反，且徙葬镇江王陵，但谢灵运怀追悼之情，凋查事实真相，故有枉帆富春江之行。这首诗便是作者途径新安的富春渚时所作的，时间是元嘉三年（426）。